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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大之源:四川尊经书院纪略(二)——大儒王闿运

时间:2018-01-12  来源:雷文景 校史馆 校报715期第4版    作者: 
 
  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清朝皇帝奏准康有为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》。再过三年,又颁《改书院为学堂上谕》谕令。又过一年,其时为中国旧历壬午年,再颁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仿照西方设立完全西化的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堂,此即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“壬午学制”。随后,四川总督奎俊奏请朝廷批准,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同时改制,并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。四川中西学堂建于1896年,是今日新葡萄娱乐的前身,合并而入的两所书院也被教育史专家认定为新葡萄娱乐的历史正源。
 
  丁宝祯的礼遇
 
  继吴棠之后,贵州人丁宝祯出任四川总督,这位晚清名臣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,在川期间曾创设四川机器局,改革盐法,修葺都江堰水利工程。当时,第一任山长薛焕已去世,山长由主讲钱保塘代替,他觉得不妥,当即想到了他的老朋友王闿运。
 
  王闿运(1833—1916)湖南湘潭人,字壬秋,号湘绮,当世大儒,诗文大家,有人誉其为是湖南继王船山之后的又一学术世擘。其实尊经书院创设之初,王闿运即被邀入川,他当时婉拒了。此番再接丁宝桢的力邀,许是人缘相投,机缘有合,王慨然同意。光绪四年(1878年)11月,王闿运奔赴巴山蜀水,当年除夕之前抵达古锦城。
 
  丁宝桢宦海沉潜已久,于事故人情了然于心,他知晓王闿运的性格,愤世嫉俗,恃才傲岸,一支如椽大笔不仅四海仰服,心中丘壑亦蓄万里云烟,仅是山长一职怕是庙小了。王闿运甫到成都,丁便向王婉转吐露心曲。他说:“王兄啊,眼下时局,层层掣肘,步步荆棘,你生当中兴之世,但你的霸才雄笔却得不到充分展露,今天你来到四川,我也只能暂时委屈你担任区区一个山长,这一来可培养四川的人才以供储备,二来我们好共同谋划将来如何治理巴蜀。”此官话连带抚慰语不知王闿运到底信否,不过王后来在川八年,眼见清王朝的“中兴之世”一路暗淡,他也到底没有机会施展他的经世韬略。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与他无缘。就象他生前自拟的一副挽联:“春秋表未成,幸有佳儿述诗礼;纵横计不就,空余高咏满江山”。学问与讲堂才是环绕他一生的宿命。
 
  光绪五年(1879年)2月2日,王闿运正式出任山长,年薪3000 两。在任职典礼上,丁宝桢亲率手下大员行拜师礼,并且宣布,今后所有官员每月初一都要去书院行弟子礼,聆听王闿运的教诲。这种礼数无疑是罕见的,他当即表示“闿运敢不殚精竭虑以效驱驰”。
 
  第一次面对帐下的蜀中弟子,这位第三位山长与张之洞一样,用巴蜀灿烂历史鼓励学生,他训示道:“蜀中之教,始于文翁,比肩齐鲁,一朝晦塞,只因九陌红尘茅塞其心。以诸生抑抑之谦,向学欣欣,废者更新,石室重开,闿运乐观其成。”
 
  闿运之风
 
  当年张之洞开创书院时,欲聘请的几位名家都是江浙一带的朴学大师,虽力邀未果,后来担任主讲的学者钱保塘、钱保宣也属于学术上的江浙派。这与王闿运的治学路数有异,他对朴学家的专事考订一向不以为然,认为他们孜孜于琐碎,忽略文章大义,所著文读来索然无味,直让人想打瞌睡。
 
  再加之,当时官场上的两湖派和江浙派正有龃龉,这学术上的江浙派与官场上的江浙派亦有瓜葛,而总督丁宝桢却是两湖派的首领,如此一来,二钱的位置自然难保,最后只好悻悻然离开了书院。其实,二钱于书院是有功的,尊经书院第一次汇编的论文集《蜀秀集》,就有二钱在任时的功劳,且乾嘉学派长期以来是清代学术的大宗,治学严谨,精深博大,条分缕析,颇有现代学术的品质,蜀中学子经过二钱的熏陶应该是受益匪浅的,但学术之争再缠绕上官场上的暗斗,书院的学术走向从此有了更多的王闿运之风。这一偶然的转变或许使后来的蜀学更加丰满了吗?既出现一些皓首穷经的考订大家,更有廖平、吴虞、李宗吾之类的奇人亦未可知。
 
  据说王闿运小时候资质愚钝,但却好学深思,清晨阅读的书,不能背诵便不吃饭,晚上亦然,所温习的功课,不能悟解便不入寝。他9岁能文,19岁中举,其时已遍阅经史百家,20岁时已开始著书立说,写成《仪礼演》十三篇。当他执掌尊经书院时,已是誉满学林的大师级人物,在史学、文学、经学三方面皆有自己鲜明的风格,尤通“今文经学”。
 
  “扬州学派”的天才学者刘师培是“古文经学”的名家,曾在成都授徒,他的学生蒙文通有一次完成了一篇有关《说文解字》的文字学作业,刘师培审阅后十分满意,赞赏说“融会贯通,区别条例,尤合著书之体。”但是,另一位老师廖平却对此不屑一顾,对蒙另授机宜道:“读《说文》三月,初足可用也。”在他眼中,这些声韵训诂之学“迁曲不适用,究其所得,一知半解”廖平显然是传承了王闿运的家法,刚到尊经书院时,王就对学生说过:“治经以识字为贵,非识《说文解字》为贵。”
 
  王闿运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,尊经书院的学风在短时期内便朝向他期望的方向浸漫开来,二钱的治学风格消减,四川本土“槐轩学派”的学术影响也受到抑制。除了重纠学风,王闿运的管理才能也很了得,他重新订立了书院条规,削减了官方对书院的掣肘,增加了他作为山长的权力,又对学生的管理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奖罚。在他刚到成都时,书院内三百名学生大都嗜好鸦片,他立规整顿,凡经查实,一律淘汰,由此,书院空气清新,鸦片顿绝。
 
  “题桥之陋”是王闿运认为的蜀中不正之风,它隐喻了读书只为功名利禄的庸俗思想,不利于树立尊经书院的高尚学风。这则典故出自《华阳国志》,说当年司马相如出发去长安时,豪气干云,于成都北门升仙桥题字“不乘赤车驷马,不过汝下也”。川人世代相传这一优美故事,至今成都仍留有驷马桥的街名。在王闿运看来,“文翁教泽未善,务于显明其门生,遂有题桥之陋,不若贵州尹珍、王守仁之正,故黔习犹胜蜀也。”在他的视野中,贵州的汉代学者尹珍和贬谪贵州的明代学者王阳明,他们所开创的黔地学风比四川纯正。有学者认为“这种说法可能并非史实,王闿运这样说大约也不过是借题发挥,其真正意图是要针对蜀士贪位慕禄的陋习”。至于拿贵州与四川比较,大概皆为西南相邻省份,以此激励蜀中学子吧。
 
  初入学术界的王闿运是以《仪礼》发轫的,自然对古代的礼仪规制非常熟悉,在尊经书院时,他多次引领学生演习“乡射酒礼”,学校的礼仪之风大盛。他在日记中记载说:“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,似是不解之怨,今日置酒修好,尤为大喜。”这两位学生都是他素来喜欢的,能够把手言欢,他的欣慰之情溢于表。
 
  “考四海而为隽”
 
  “考四海而为隽,纬群龙之所经”这是王闿运为尊经书院集撰的一副对联。后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胡峻亦将之奉为圭臬,悬挂于校内视作校训。对联大意为:尊经书院这所巴蜀精英学校的学生,你们都是四海难觅的卓越人才,你们在书院内要研习并打通古代圣哲的经典以成就将来的辉煌。这是王闿运的期许,他自己一向自负,对帐下弟子也充满了信心。巴蜀子弟虽在以前文教凋敝时,常有昏恶冥顽者招摇坊间,但却从不乏驯秀聪颖之士,就如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,那是“一朝晦塞”“茅塞其心”而已。这一看法与早他24 年入蜀的何绍基相同。何当年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便曾言,四川的俊彦才子遍布各地,就连西阳、宁远这些偏僻之地也“尽有才思杰出者”。巴山蜀水与这两位湖南人有缘,何的短暂之旅无法对四川文化有更深层次的影响,而王闿运则有足够的时间循循善诱。
 
  “澄潭积寒碧,修竹悦秋阴。良游多欣遇,嘉会眷云林。”
 
  以上诗句出自王闿运之手。1879年秋日,尊经书院在当年乡试中成绩优异,王闿运心情大好,率领中举学生踏足郊游。茂林修竹,幽潭澄碧,人清气爽,得意欢欣。众人在青羊宫二仙庵壁上欣然题写了中举名录,王闿运赋诗以纪。
 
  这样的踏足游冶并不鲜见,草堂的茅屋,青羊宫的紫荆花,浣花溪的流水……成都许多名胜之地都留下过他与学生们的欢声笑语。廖平是他期许的学生之一,常伴他出游,学问的真髓或许就在其间流入了有心人的心中。他曾向学生闲谈作文之法,谓“古人之文无笔不缩,无接不换,乃有往复之致”。这种游历而谈,看似琐碎的教授之法,往往有真机显现。后来廖平很喜欢外出坐茶馆摆龙门阵,廖平的弟子蒙文通也受到熏染,在川大教书时,教室常常设在与川大相邻的望江公园茶社,真可谓一脉相承。
 
  王闿运名士不羁,狷狂耿介,常以谐语明嘲暗讽官场之风,许多人对他忌惮三分,但对学生,他便完全是慈祥长者的风范了。尊经书院仅存二十八年时间,张之洞开创肇基,他引领方向,树立品格。那时候,湖南与四川皆是清代主流学派乾嘉学派之外的“另类”,共同的特点是“博杂”,但二者又有区别,四川的“博杂”是贯通儒释道三家,以四川的“槐轩学派”为代表。而王闿运之“博杂”则是以“辞章入经学”“杂采古今文”而以“今文”为主,既有别于蜀中本土学问,亦有别于主流学术。蜀中学子经此教授,近代蜀学在短时期内竟然蔚然而起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 
  学者杨世文统计了清代四川的学术著作,在清代268年之中,最后50年蜀人有著作409部,经学家有133人,而在此之前的200多年时间,只有经学著作276部,经学家152人,仅仅50年的时间,却比以前二百年著作的总和还要多,这之中,建立于1875年的尊经书院无疑功莫大焉,王闿运与张之洞则无疑是重振近代蜀学的开山之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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